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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个性化学习遭遇应试教育:需要改变的是评价和选拔方式

2018-07-09

美国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兰德(RAND)曾在比尔及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的委托与资助下,对个性化学习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研究,通过对全美62所K-12学校、近1万名学生的研究,兰德发现:

在实施个性化学习的学校,学生平均阅读与数学能力显著提升,且平均提升程度显著高于没有实施个性化学习的学校的学生。

关于个性化学习,大家都知道它确有成效,但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个性化学习到底是什么?个性化学习如何真正有效? 一所学校究竟如何设计个性化教育?近日,在第四届中国未来学校大会期间,来自英国、芬兰、香港和大陆的五位校长分享了各自学校在个性化学习中的探索。

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认为,中国教育需要改的是评价和选拔学生的方式,如果学生的特长、个性化的发展能够在选拔和升学中产生作用,这样的话个性化学习才更有可能实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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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性化教育培养完整的个人,学校最重要的资产是老师


Gillian Edge-Evans是英国killinghall小学的校长,她认为,想要实现个性化教育,我们就不应该再把学生看作是一个空的容器,单纯的往里面灌输知识,而是应该把学生看做是真正的完整的个人,首先要把他们看做人。

“我们教育学生是要帮助他们面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就业市场,甚至未被创造出来的工作时做好准备。因此我认为应当推行全人教育,这是非常重要的的。”Gillian Edge-Evans说道,“我们希望学生坚韧、热情,对学习充满激情。所以我们更应该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,帮助他们能够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,解决无法预测的问题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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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发现个性化学习有助于学生阅读与数学能力的显著提升

在Gillian Edge-Evans看来,学校最重要的资产就是老师。因为教育科技的应用,作为教师,应当快速的适应新时代的变化,提升学习的速度。

“成为教师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,作为教师每天都要学习新的东西,老师应该有一种持续学习的态度,学校需要为教师提供持续的培训,使得他们能够应用新技术,适应新的学习方法。”在谈到教育的评价时,Gillian Edge-Evans则认为评价本身不是目的,它只是一种手段,目的是使学生真正成为一个全方面发展的人。

Gillian Edge-Evans强调,想要实现个性化学习,我们需要做出很多妥协和改变,而且这些改变常常是从顶层开始的。我们的课程体系需要改变,真正的注重学生的价值,并不仅仅关注学生的学业能力,而是提升他们整体的能力和素质。


如何让教师信赖学生,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?

提起芬兰教育,我们总是不吝赞美之词,平等、品质、公正……在全球教育界,芬兰人俨然是令世人瞩目的一颗新星。

来自芬兰的Pekka Peura却坦言芬兰教育的弱点:芬兰教育的弱点是没有足够关注学生之间的差异性。

Pekka Peura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种现象,“在芬兰15岁的学生中,“差学生”和“好学生”在数学学科上的差距有7个学年。研究表明,芬兰的差距已经是世界上最小的。如果老师教一个班,想要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话,教学就必须考虑到这7个学年的差距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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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芬兰学生是七岁上小学,有些学生正在学习拼写,而另外一些学生已经会读书了,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。”Pekka Peura举例说。

Pekka Peura介绍,在芬兰,目前热议的一个话题是“信赖”,我们是否能够信赖学生,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,能够在学习中发挥主观作用,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但很多教师认为,作为教师应当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,应该为学生做更多。因此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教师更好的信赖学生。


个性化学习不是为了追求特长牺牲全面发展

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理解的个性化教学有两个含义:

第一,学生有权选择感兴趣的内容。

但是我国教学体系是相对刚性、统一的,留给孩子的选择余地非常小。中高考改革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小步,在选择学习内容,选择考试科目上给了学生一定的选择权。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:“全面发展,共同基础”,中高考改革提供的是在一定基础上的个性选择。

第二,虽然学习同样的内容,学生是否可以自己选择学的快或者学的慢;选择在课堂上听讲,或者选择在线学习,或者完全自学。

“目前在选择学习方式和节奏上是大有可为的,但是内容选择上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,所以孩子们的选择需要有平台保障,需要有理念认可,需要有制度设计。”王殿军说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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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为清华附中学生演出剧照)


另外从家长的角度来看,家长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:这个选择给我们孩子未来升中学和考大学有什么帮助吗?在王殿军看来,很多家长的选择是功利的,不是基于学生发展的需求,而是基于社会现实。学什么有用,学什么可以帮助孩子上更好的高中,更好的大学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“所以说选择是一个很美的描述,很理想化,理想化的教育遇到现实,有时候是很残酷的。”

香港培正中学原校长叶赐添则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:所谓个性化学习如果跟考大学发生冲突,应该如何解决?

王殿军认为,学生个性化发展要看“个性”到什么程度,如果非常突出,上大学自然没有问题。例如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拿到国际金牌,或者跳高拿到世界冠军等等。但是中学阶段的个性化学习并不只是为了结果,而是更多的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养,让学生在未来长远的人生道路上可以发力。

个性化学习并不意味着在中学阶段牺牲“全面发展”,培养一个特长,让学生在某一方面非常突出。因为我们不知道学生未来兴趣会不会发生转移,不知道牺牲“全面发展”之后,对学生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在王殿军看来,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:“全面发展,学有所长。”而不是为了追求特长,牺牲全面发展。

王殿军强调,中国不缺乏有特长、有天赋的孩子,也不缺乏能够提供学生个性化发展和选择需求的学校、老师,中国需要改的是评价和选拔学生的方式。

如果学生的特长,个性化的发展,能够在选拔和升学中产生作用,这样的话个性化学习才能够更加有动机,才有可能性。所以,我们最需要改变的不是做法,而是制度。“如果制度和机制有了,我相信以中国教育的深厚底蕴和教育科技的发展,足够支撑起一个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和发展空间,让每一个孩子真正实现个性化的发展。”王殿军说。


在学校层面,个性化学习如何实现?

北京三十五中校长朱建民认为,过去的1.0版本教育,也就是传统教育,它只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升学的通道;现在2.0版的教育开始为学生提供选择,中考高改革就是要满足学生的选择的需求;未来3.0版本的教育,不仅仅要为学生提供选择,而且要实现对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发展提供私人定制的教育。

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,也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个人。所以教育应该朝着为发展每一个孩子的潜质,满足每一个孩子个性化的需求努力。

为了实现从传统学校向现代学校转型,北京三十五中进行了五方面的改革:

第一,走班制。每个学生可以在学校云平台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,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科基础和学业规划,来选择不同的层级,这是走班制,老师固定在教室,学生走班。

第二,学部学院制。在走班制还尚未启动之前,35中就率先成立了四大学部,分别为志成学部、艺术学部、科技学部以及六年一贯制学部,逐步取代原来的年级制。不同于原来的横向年级管理,学部制是纵向管理。例如科学学部,是跟中科院、北航、清华大学共建了十个实验室,在这里提供科学的选择的课程;另外三十五中跟北师大文学院一起开发了人文社科类课程;在博物馆开设了艺术课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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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为北京三十五中“高大上”的实验室)

导师制就是在教学班代替行政班之后,老师的角色发生巨大变化,“导师”要成为“学校课程的设计者,课堂教学的组织者,学生学习的指导者,学生成长的陪伴者,学生发展的评价者”。

学长制是在老师之外,学校还充分挖掘学生资源,让学生影响学生,以此作为导师制的重要补充。朱建民解释说,学生是鲜活的教育资源,让学长把宝贵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学弟,指导他们成长,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。

学分制反应出与课程体系改变相配套的是评价体系的改变。35中把学生课堂表现、社会实践等方方面面都记录下来,纳入学分管理。35中的学生毕业时要争取拿到5个证书:志愿者经历证书、诚信证书、个人才艺证书、体育技能证书、创新素养证书。

朱建民认为,北京三十五中的这一系列探索,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,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,从学校的制度设计上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。

对此,香港培正中学原校长叶赐添则认为,个性化学习首先是个性化教学,找出学生的能力点,看学生整体的能力,从而设计符合学生需求的课程。学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,“只要他的认知能力激发出来,他有积极的动力,积极学习就可以学得很好。”叶赐添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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